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之下，文化成为大运河研究的核心，就此而形成的文化界定论也十分流行。大运河连接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文化圈等，各种地域文化因人群流动而互相接触、融会、整合，连成恢弘深厚的运河文化带。所以运河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更是作为一种大一统文化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条文化带反映着中华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从各个方面表现出由各个文化圈融合后的鲜明特色，凝集着中华文明的精髓。虽然运河文化具有地域的形态，但从整个运河流域及其辐射区域来考察，却几乎覆盖了中国的东半部并影响着中国西半部。”[注]张熙惟：《学思录》，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若从这个角度和范围来谈，那运河区域是一个开放的区域，而不是一个客观范畴，不存在相对清晰的边界，或者说这个边界与其说存在于各种从客位角度予以拟定的“标准”中，不如说存在于某种文化想象中，具有根据情景变动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特质。

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布拉什()曾提出，城市创建了区域，城市的吸引力决定了区域的规模。[注][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页。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兴起，城市成为联结运河的线性共同体。学界在讨论“运河区域”时，也多集中于城市，如临清、济宁、淮安、通州、杭州、洛阳、宁波等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但是从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主旨来看，这些成果主要从区域与城市的关系入手，考察区域发展中城市群体的等级结构、空间形态和影响范围，最终寻求的是城市化的历史规律。因此，运河城市史的研究显然不能取代运河区域社会的整体。

大运河流经地区涵盖了多个独立的行政和经济区域。大运河区域既是一个区域，又是跨越多个区域的整体。在反思现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区域的划分应强调人本主义，即打破现在约定俗成的时空界限，“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概念”。[注]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这种从问题出发的区域划分，强调多元与互动的研究视角，并试图从百姓的日常活动中寻找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取向虽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从自然、行政、经济区域划分到人本区域研究的转向，但因为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未摆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先验性。

那么，在学术意义上，如何确定大运河的区域范围？我们认为，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区域”，符合两个原则：第一，它首先是一个以运河为联系纽带的整体，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虽没有形成十分稳定的区域边界，但却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历史视野。事实上，对于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并不是为了确定各种地理格局的静态“统一性”，而是考察各种地理格局变动之下的社会变化。地理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区域认定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是随着时间发展而起落不定的。第二，运河区域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一致性的体现”。[注]朱金瑞：《区域性历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州学刊》1995年第3期。与其他区域相比，运河区域存在着一个从漕运政治到民众生活的“运河机制”，正是这种机制将历史各要素关联起来。社会史研究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以或然论的方法来考察环境与人的关系，并认为自然对于人类居住限定了条件并提供了可能，但是人对于这些给予条件的反应和调整依赖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决定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在自然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最根本的要素。”[注][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4版)，成一农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49页。人们在使用“运河区域”这个词汇时，恐怕在心目中已经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由运河带来的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

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运河区域是一个以运河为规定性建立起来的区域，该“区域”具有明显的“生态文化”特征，既涉及河工及其所关涉的自然地理(水系、山川、湖泊等)，更有关人文生态。在自然与人本、生态与文化的融合之中，运河区域成为物理空间的地理区域、人文生态的文化区域和人本主体的生活区域三区合一的区域。同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其又是学科互鉴的跨学科区域。比之其他区域，运河区域的这种特性正是其突出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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