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学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但其并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学科之中与运河相关内容的复合体，它的任务是对人们认识中与运河相关的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整合，以达至对运河总体的认识。在已有的研究中，这种认识基本在以下几种理论框架中展开：

一是功能论。以历史与现实为研究时段的运河研究中，功能研究都是其重点，其中“运河利弊二元论”和“运河盛衰决定论”是两个重要的立论基础。前者认为运河或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南北的融合，或是破坏了自然河道的东西流向和自然环境；后者强调运河区域社会的发展与运河的畅通衰败相始终。目前这两种研究框架很大程度上依然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意识，指导着其研究思路。而事实上，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运河与中国社会互动的“机制”上面，解释运河存在所形成的社会内部的起承转合式的发展脉络。二是区域论。运河流经区域广阔、地域差异大，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运河研究的地域性特征明显。在可操作层面，注重差异、细化研究、类型化分析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同时更应该在比较视野下，探讨运河作为交通、市场、文化融合载体的整合意义，进行多角度的区域比较，探讨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地方文化所创造的“大历史”轨迹。三是文化象征论。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国势强盛和文化自信的反映，运河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支撑着国家认同。这种意识的强化突出了运河文化的意义维度，但文化遗产之于民众和地方的价值却被弱化了。

未来对于运河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研究需要更纵深和多元化的研究内容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应具有三种研究视域。一是向内的视角，把“运河放入中国”。重在探讨大运河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即运河的开挖、畅通与断流如何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走向。既讨论运河的“社会性”价值与意义，又探讨中国社会的“运河性”特点与历史进程。在宏观层面分析作为水利工程、政治策略、经济文化传播通道、市场构建主体的大运河，如何在中古及其以后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并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路径。

二是向外的视角，把“运河放入世界”。运河非中国独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运河学的研究可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事实上，讨论中国运河的独特性，需要立足于世界范围来观察，强化与国外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世界视角可以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比较研究中，以运河作为对象，讨论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路径。例如彭慕兰等在比较18世纪世界范围内几个大首都的发展模式时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巴黎或伦敦的成长，引发那么多暴动，北京、德里的成长引发的暴动却少那么多？”他随之得出的结论是明清帝国建造了巧妙而独特的运输系统(大运河)，使首都得以利用远处过剩的稻米。[注][美]彭慕兰、[美]史蒂文·皮托克：《贸易打造的世界》，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113页。第二种是，运河作为“一带一路”的连接点，具有重要的交通价值和国际战略地位，从国际视野出发，从社会发展、国家利益的角度讨论运河的价值，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支持。

三是向前的视角，把“运河放入未来”。运河文化的延续性是民众智慧和文明不断聚集和层累的结果，作为“活的”“在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本身，大运河并不是静态的文物，而是流动的文明史，是一种文化资源，并且这种资源一直在为人类服务。把运河放入未来很大程度上阐明了大运河研究的主旨，即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与传承的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传承。正如有学者所说，“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注]朱光亚：《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面向未来的运河学研究，在日渐成熟的大数据方法搭建起的技术平台之上，研究者目光所及与心力所至，既应实现对大经大脉的足够疏通，也需包含对社会群体的“同情理解”。可能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方式反思自我的研究，才能在疏通知远之中构建历史记忆，解释大运河在历史、当下乃至未来的作用。

文章来源：《金融理论与教学》 网址: http://www.jrllyjx.cn/qikandaodu/2020/1227/4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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